实际上，德沃金明确提出有两个重要约束，严格限制了法官解读宪法时的自由：一是法官必须从制宪者所说的内容，尤其是从宪法文本入手进行解释。

[6]关于社会安全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有些学者就将社会法等同于社会安全法，后来这一观点成了社会法的主流观点，并成为德国学术、司法实务、政治与社会上之共同话语与共同概念。于是在2008年后进行了具体的研究，特别是对社会权的研究，进而对社会问题论作出了修正，提出了扶权论，该理论内涵的关键是扶权。

那么，各个民商主体在行使这样一些权利的过程中，往往会寻求自身权利的最大化而产生侵权等行为，民商法因而从公平交易的价值取向出发，保护各个民商主体的权利在互不侵害的情形下得以实现。同时，社会权利实现的标志是被帮扶主体困境或者困难得以解除或者解决。其立法意义上一是为了保护在特别风险下的人群利益……[1]日本学者桥本文雄认为，社会法的基本特征就在于，其法的主体是具体和特定化的，并具有保护经济弱者之功效。[23]后来又进一步表述为：解决社会问题是社会法的阶段价值取向，构建和谐社会是社会法的目标价值取向。[30]经过多年研究，笔者对经济法价值取向有了一个确切的认识，即经济法价值取向是整体经济效益。

刘小艳：《现代行政法的理论基础——公共利益与个体利益协调论》载《行政法学研究》2004年第4期等。限定权的内容主要包括：通过制定并实施经济政策调整经济结构和配置人力、物力、财力等资源的职权。在概念法学理念下，司法裁判过程是一个价值无涉的过程，能够最大限度地保证法律的确定性与客观性。

[40]苏力：《解释的难题：对几种法律文本解释方法的追问》，载梁治平编《法律解释问题》，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59页。[10]郑永流认为，自然法学与法律实证主义，两个看似并无一致的冤家对头，在方法论上却都持有相同的封闭法律观：自然法学说以为，实证的法律规范来自绝对的法伦理原则，从实证的法律规范中可推出具体的法律判决，（规范论的）法律实证主义以为，具体的法律判决同样可不考虑经验纯演绎地出自凭借立法者命令的法律得出。多元视角下的法律被视为开放的、未终了的、有待具体化的规范总谱。事实上，我们在日常的研究实践中经常有意无意地借助方法反思、检验结果正当与否。

否定论认为法律及其推理都是不确定的，因而没有正确答案可言。类型思维承认主体认知理性的有限性、信息获取的不完全性，所以，类型是一个不确定的、开放性的概念，其外延边界具有模糊性。

[46]有学者认为，司法过程中的法律方法是在司法实践基础上所作的理论总结，而不是单纯地依据法学理论进行的逻辑归纳，该学者对目前法学理论界持有的法律方法必然具有正当属性的观点表示质疑，提出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法律方法的异化问题，并剖析其异化的基本形态及成因。[22]此时，法官所作裁判结论其实是选择其中更为合理的结果，法官的裁判不应当仅仅是借助独断性思维得出的结果，而是经过论辩、商谈，使用若干合理的、好的理由支持、论证裁判结论的合理性，增强判决被公众接受的可能性。张文显主编的《法理学》也认为法律解释是准确适用法律的需要。[15]孙国华主编：《法学基础理论》，法律出版社1982年版，第296页。

西方法学中坚持实证主义立场的概念法学可以说是这种法律观念的典型表现，德国的潘德克吞法学则是其极端情形。如刘星主张应当从证立的角度去理解法律解释：笔者以为，解释的具体方案是次要的，重要的是对解释确证即正当性的基本理由的追寻和理解……[38]。所以，有学者认为，主张每个案件都有唯一正确的答案是一个常识性的错误。而在法学领域，法律体系本身不可能如概念法学所想象那样是一个公理体系，法学知识是由法律共同体经过多年的法律实践积淀而形成的法律理论、法律信念、法律方法及规范标准等内容构成，实践性是法学的学问性格，法学是论题取向、而不是公理取向的，因而法律体系应被视为是一个开放的体系。

而法官的任务就是在相反的方向上，将法律规则、原则以概念为中介应用于具体案件。法律解释真正引起学界的关注，是从1995年梁慧星的《民法解释学》一书的出版开始，自彼时起，法律适用逐渐引起人们关注，法律解释成为法律方法论研究的发端。

[36]这些解释方法的出现，显然已经超出传统上在封闭法律体系内进行解释的立场，超出了传统理念中法官的权限范围，不再把法官完全局限于立法者事先制定的法律规范范围内，而具有一定程度的超越法律体系的造法权力。[17]根据分权理论，现代社会中的各种纠纷，只有法官有权力根据法律规定作出最终的裁断。

而类型思维所具有的层级性、开放性、意义性、直观性、整体性等特点恰好可以克服上述弊端，在抽象与具体之间找到一种权衡。折衷论则主张把法律及其推理的确定性立基于程序的保障和合理商谈的实现，从而协调法律的确定性和判决的正当性之间的关系。如随着学界对法律方法之实践功能的强调，有许多人运用各种方法分析当前的重、特、大案件，或者支持、或者反对法官所作判决，这一分析行为本身正是在证立意义上使用着各种方法：支持者说，这个法官判的好，因为他合理使用了各种方法。法律方法无法独自保证法治的实现，表面上的原因是法律秩序自身没有提供精确处理相关信息的规则，由此导致各种方法在具体个案使用中的无序性，也就无法找到唯一正确的答案、只有相对合理的答案。【摘要】我国法律方法论研究在理念上大体经历了从封闭性到开放性的转变过程，受此影响，唯一正确答案立场上的局限性显现，合理性思维逐渐被认可。当法律体系的自足性神话破灭，个案中的规范前提与事实前提的不确定性逐渐显现，唯一正确答案观念受到冲击，坚持通过方法的使用就可以获得绝对确定结论的正确性思维，逐步让位于承认法律问题可以有多个不同答案的合理性思维。

[11]郑永流认为，由于法律自身的缺陷和法律功能的扩展，封闭法律观相继遭到来自诸如心理学、社会学、语言学、新修辞学、经济学、诠释学、后现代主义的批判而基本被放弃。所以，类型在法律领域的应用，尽管将减低法的安定性，但却可以提高法律对事物之真正的适应性。

相应地，法律方法的内容得到极大拓展，自由裁量、利益衡量、合目的性（结果考量、客观解释）、论题解释、论证、前理解、诠释循环、填补法律漏洞、法律者的是非感、合宪性解释、法官对制定法的正当违背等因素被相继提出。[33]使用解释方法在已有法律中发现适用于具体案件的裁判规范，也可以称为找法，就是从现行的法律规则当中找到可以用来裁判本案的那一个法律规则，即用来进行逻辑推论的那个大前提[34]。

法律诠释学扬弃了传统解释学理论中解释过程中的主客二分模式，认为对法律文本的理解并非是纯粹对客体的感受过程，而是奠基于主体先行自我理解基础上的过程。当然，也有学者对此寄予更高的希望，认为开放法律观下法律方法体系的开放性，更能体现法律方法的艺术性。

我国学者虽不如欧洲学者那样对这一观念贯彻的如此彻底，但人们在20世纪80、90年代对法律解释的认识，在潜意识中也体现着这样的法律观：面对具体案件，抽象的法律规范须经解释才能转化为含义确定的裁判大前提，然后与已确定的事实一起经过演绎推理，得出正确结论。[45]参见陈金钊：《法律方法论的意义》，载《法律方法》第四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4页。在现今崇尚多元价值的社会，并非每一个法律问题都有唯一正确答案。要澄清这些条件是不是被满足，不可能通过直接诉诸经验证据和理想直觉中提供的事实，而只能以商谈的方式，确切地说通过以论辩的方式而实施的论证过程。

进入 侯学勇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法律方法论 。本世纪以来法律论证理论在国内的兴盛，已然表明国内学者对证立思维的接纳，人们在研究法律方法的过程中愈来愈重视各种方法的证立功能。

肯定论认为作为整体的法律在实践中是统一的，也是确定的，最佳的法律判断就是唯一正确答案。这一立场明显地体现在司法过程中，法官理解法律的同时也是创造性地将法律文本的意思与理解者的知识前见相融合的过程，法官在这一过程中积极建构着法律与事实：参照事实，建构性地理解法律。

[37]参见焦宝乾：《法的发现与证立》，载《法学研究》2005年第5期。【关键词】法律方法论。

[38]刘星：《法律解释中的大众话语与精英话语》，载梁治平编《法律解释问题》，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41页。[8]尽管自然科学思维方式在人类生活中曾盛极一时，但随着哲学诠释学理论的产生，这一思维方式在社会科学、尤其是法学领域的影响力逐渐减弱。显而易见，概念思维是以法律体系的自足与封闭为前提条件的，这一立场在开放法律观念下饱受批评，学者们开始更多地关注具有开放性特征的类型思维。所谓类型，是对一类相近个案的统称，某些多次出现且具有大致相同外部特征的复数个案，可以称为一种类型。

法律方法论研究从最初单一的法律解释学研究，至今已经演化出各种复杂的法律方法论体系，法律方法在具体内容上也从单一的法律解释拓展出各种复杂的方法：漏洞补充、利益（价值）衡量、解释学循环、前理解、法律续造、法律论证、论辩、与修辞等新的理论与方法被相继提出。【注释】[1]参见刘升平：《谈谈法律解释》，载《法学杂志》1981年第5期。

这样，理解的过程被视为一个主客之间的视域融合过程，主客二分模式下对客观真理的认知被转化为一种主观与客观相结合的意义创生。[3]陈金钊：《司法过程中的法律方法论》，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02年第4期。

此一情形下的‘正确性意味着合理的、由好的理由所支持的可接受性。深层次的原因却在于使用方法的人，不管什么方法——无论是拘谨于形式主义的演绎推理、还是热衷于实质正义的价值衡量，都无法避免法官个人的价值评判。